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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中國史研究大家「數十年研究的圓滿總結」
　　走進歷史深處，揭示自帝制晚期延續至今的根本性問題

　　本書是由孔飛力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發表的系列演講整理修改而成，是其代表作之一。作者分別從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三個方面入手，討論「現代國家」在中國形成的「根本性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這樣的「根本性議程」，將帝制晚期與現代中國的歷史連結在一起，使本書不僅深入中國歷史的肌理，也對掌握現代中國的面貌有重要啟示。

　　孔飛力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並非完全是受外國刺激被動反應的結果，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內部就面臨著諸多根本性問題上的深刻危機。對於這些危機，晚清的中國也產生了自己的思考和回應，其中許多已碰觸到了「現代國家」的範疇。作者討論的正是這些中國本土提供的知識資源，即「現代性」的中國經驗。孔飛力同時強調，中國「現代性」的構建，包括「現代國家」的實現若成為可能，所根據的將不是西方的路徑，而是中國自己的經驗和條件。而中國的經驗，不僅與中國密切相關，也具有普世意義。

名人推薦

　　余英時、許倬雲、王賡武、金耀基 　共同推薦

　　「孔飛力關於中國現代國家起源的精彩的系列論文，繼承了他的老師史華慈的知識關懷，探討並揭示了舊帝國之下的社會和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間的深層聯繫。」——曼素恩（Susan Mann，美國亞洲學會前主席、加州大學榮退教授）

　　「對專家和普通讀者來說，孔飛力的這本書都極為重要，其中不僅提出了促使人們思考的新史論，對人們所熟悉的19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敘述也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再構建。」——羅威廉（William T. Row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這本書的篇幅不大，但卻精深博廣、充滿睿智。孔飛力是駕馭史料和史論的大師，書中每一頁都透露出了他的宏大的專業知識和學術智慧。」——《亞洲研究雜誌》書評　

　　「本書的旨趣在於彰顯中國現代國家如何在「內部的歷史演變」與外在力量衝擊之中出現。作者討論的「根本性問題」所形成之「建制議程」，將帝制晚期與現代中國歷史連結在一起。本書展現中國現代性中普世性與特殊性相結合的特點，對整體掌握現代中國之面貌有重要啟示。」——黃克武（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這是一位有著深刻「中國關切」的著名歷史學家寫的一本滲透著人文關懷、深邃思考和批判理念的偉大歷史著作。」——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簡介    

孔飛力（Philip A. Kuhn）

　　1933 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64 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當費正清1977 年從哈佛大學榮休後，孔飛力接任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他曾擔任過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曾獲得包括古根漢姆學術研究獎在內的多種學術榮譽，是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

　　《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1990）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此外他所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970）、《海外中國人》（ 2009 ）等，均有深遠的影響。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以在法蘭西學院所作的系列講座為基礎改寫而成，是孔飛力的代表作之一， 1999 年先以法文出版，2002年推出英文版。本書著重提出中國帝制晚期以來，直到現代國家構建的「根本性議程」。

　　陳 兼 康奈爾大學歷史系中美關係史講座教授
　　陳之宏 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導論

在何種意義上，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是一種「中國的過程」？

毫無疑問，現代國家在中國產生是革命與變革的結果，並受到了外部世界種種力量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關鍵，便在於借助於外部勢力用以獲得物質及社會主導地位的各種手段，來抵禦外部勢力的統治。要完成這一宏大事業，似乎便需要動員人民的力量，重寫政治競爭的規則，並加強國家對於社會及經濟的控制。一般認為，中國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實現這些目標—— 這甚至比保持從前人那裏繼承而來的文化的完整性更為重要。對於生活於現代的中國人來說，以犧牲歷史遺產為代價來爭取權力和影響力，似乎是一種難以逃脫的命運。

然而，從本質上來看，中國現代國家的特性卻是由其內部的歷史演變所決定的。在承襲了18 世紀（或者甚至更早時期）諸種條件的背景下，19 世紀的中國政治活動家們其實已經在討論政治參與、政治競爭或政治控制之類的問題了。

本書以下各章所要討論的是，這些政治活動家們涉及到了中國內部的一種持續存在的「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 ）—— 正是這一議程，將中國帝制晚期的歷史與現代的歷史聯接到了一起。在這裏，所謂「根本性」問題，指的是當時人們關於為公共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考慮；所謂「議程」，指的是人們在行動中把握這些考慮的意願。19 世紀初期的「根本性議程」，雖然是以適合於那個時代的語言表達出來的，但其底蘊結構卻將它同以後各個時代的相關議程聯繫了起來。

在這裏，有三個曾在清代晚期吸引過人們注意力的問題持續地存在下來，並似乎由於現代的條件而變得更為緊迫。

這些問題是：

• 政治參與的擴大如何同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的目標協調起來？
• 政治競爭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協調起來？
• 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會的需要協調起來？
這一在現代中國帶有根本性質的議程並非僅僅產生於外來危機，更起始於困擾中國帝制晚期的具有多重側面的國內危機。